感谢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的盛情邀请，我非常荣幸能来参加这个论坛。我们这个论坛的主题是谈中国开放条件下的中国金融的使命。中国25年来，自从邓小平先生推行改革开放以后，在国际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日俱增。那么这个过程中进入了一批很好的企业，我个人认为平安是中国最优秀的金融企业，是和国际上最接轨的企业。大家知道平安的品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专业，一个叫价值。那么价值就属于为他的客户创造价值，为他的股东创造价值。专业就是平安集团的高层管理团队，还有整体员工的素质，作为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非常专业化。这也是平安这么多年来，一直追求的非常重要的目标。我因为工作和研究的关系，应该说跟中国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还有其它的金融公司接触，我觉得平安是最优秀的金融企业，也是国内和国际上接轨最好的企业。
我今天想讲的是跟国际金融，宏观经济，也是跟金融体系和市场紧密相关的题目。就是讲中国的汇率。在长远来看，中国将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最优的汇率制度。首先我想讲五部分，第一想谈一下借助中国的国情，刚才项兵介绍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国情，我会谈谈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些特征，对汇率的选择会有什么启示。第二我们看看我们目前的汇率制度，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有一些什么样的矛盾、问题和困难。第三，谈一谈中国的政策取向，鉴于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内经济的结构，还有和国际金融的联系，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最优的汇率制度。最后谈一下我们从现在的汇率制度向一种最优的汇率制度过渡，需要哪些条件。
首先想简略的回顾一下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中国首先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就是从打破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这种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都是社会，由传统的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过渡，所以我们有这些特征。首先这25年来，进行改革开放，我们传统的国有的经济比重不断降低，那么民营企业在兴起，外资企业在兴起，有很多价格。吴晓求讲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火柴，香烟这些基本的消费者都短缺，现在不是这样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价格都是市场的价格，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以外。所以这个就刺激了企业的积极性，使我们很多产品的供应非常的丰富，那么中国国内市场很辽阔，同时我们工艺结构比较多样化，比如我们很多制造业有家用电器，有玩具，有成衣，也有很多重工业制造，钢铁、汽车，所以工业结构比较多元化，市场也比较多样化。我为什么谈这些特点呢？因为这些和汇率的选择有关。比如说你的国内市场很狭小，而且你的国际贸易主要以一个或者以两个市场为主，那么你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如果我们国内经济结构多样化，就不应该选择一种固定的汇率制度。看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的劳工市场，因为在城镇国企改革下岗的压力依然很大，中国的农村有两亿到三亿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劳工市场非常不平衡的问题就非常突出。有些价格的管制，比如说石油，电力等等，尤其对金融行业来说我们的利率依然是政府管制的，并不是市场供需所决定的。我们整个金融体系虽然我们有平安这样优秀的企业，但我们整体的金融体系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问题，不良贷款，资本金非常薄弱，内控机制非常薄弱，风险管理能力非常薄弱，恐怕有很多问题非常突出。
我们的财政制度也有很多问题，虽然90年代中期，经过财政税制改革，有了长足的进步，具体表现就中央政府的收税能力大大增强，但是中国政府的支出压力依然很大，我们不止是要给下岗企业，给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要给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还要应付我们老龄化的危机，所以财政的压力也是非常突出。那么这点对汇率的制度，对金融的设计有什么启示呢？第一因为我们是转轨经济，正在进行非常重要的几个痛苦的结构改革，所以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能作茧自缚，划地为牢，尤其是货币政策非常重要。我给大家演示过去25年来，中国跟国际经济不同的融合，我们成为贸易大国，中国的对外贸易，这个图是从91年开始，实际上也可以追溯到1980年，远远高于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因为如此，我们中国按照一系列的开放性的指标，开放度非常高，比如说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是65%，这在全球来说，在所有大的经济体里面是最高的，我们像香港，像新加坡，像卢森堡，像瑞士这样一些比较小型的开放经济体，他们在国际贸易占GDP比例也比较高，通常是超过百分之百，但是在GDP超过一兆美元，或者是一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里面，贸易占GTP的比重相对来说比较低。美国是18.8%，日本曾经也是贸易大国，像80年代初，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美国最害怕日本的竞争，日本是贸易强国，但是日本的贸易GDP比重只有16.8%，不到17%，相比之下，中国现在是62%，只有德国能够跟中国相比，是50%，所以中国的经济的开放度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尽管贸易开放程度高，但是我们的金融跟国际市场的接轨，以至于金融市场的开放还远远不够，原因何在？就是我们的资本管制，因为我们资本账户并没有开放，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并没有完全可兑换。这一点是跟我们跟全球日益加强的联系是有冲突的。
但是这两年来，中国政府在开始在资本流动方面在开始做一些尝试，这里面最有标志性的意义就是QFII，到现在将近20家的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基金公司，包括投资银行，包括商业银行来中国申请了QFII，获得这个资格，在中国投资，总的金额现在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因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尤其是贸易的开放，还有FDI也是越来越明显，在证券投资，包括股权、证券方面的流动日益增强。所以对汇率来说有两点启示，第一就是中国对国际经济里面的一些金融市场的冲击敏感度非常高，只要是国际市场发生什么重大的冲击，中国就会受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是几年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还有2001年全球的经济衰退，还有最近原油价格的飙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国际收支平衡，因为中国经济开放都很高，所以国际收支的平衡也非常重要。因为资本的流动的加强，通过QFII对固定汇率制度的压力也会与日俱增。
还有考虑其它汇率涉及的因素，比如目前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中国经济跟美国经济的相关系数有多高，同时，中国经济跟商业周期是没有关系的，非常非常低，这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2001年中国经济非常好，去年尽管中国发生非典，但还是非常强盛。去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过热，美国国民经济开始复苏，所以没有相关性。中国无论从大国相比，还是从地缘方面考虑，我们必须掌握我们货币政策的自主权，如果我们的汇率是跟美元挂钩，就等于说中国人民银行把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拱手相让。这点我觉得是很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
我们现在考察一下我们目前的人民币的汇率制度有哪些主要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尽管中国经济是一个转轨经济，进行艰难的痛苦的转型，我们的汇率并没有给这种制度的变迁，这种改革提供什么帮助，或者缓和这个冲击。我前面讲到了油价，因为中国经济贸易很开放，所以贸易条件的变化和冲击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像国际原油价格，最近十几个月来飙升了60%，但是因为人民币是固定的汇率，所以中国要额外的负担很大的成本，因为汇率不可能调整，在固定的汇率下，所以中国就百分之百承担了贸易恶化所带来的冲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资本流动的加剧，对我们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点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就吸取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固定汇率制度跟日益加剧的跨进国际资本流入是不很相关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全球三大最主要的货币，美元、日元和欧元，它们都是自由浮动的。如果我们跟其中任何一种货币挂钩，那是自讨苦吃。因为有一个期货集团，对汇率稳定没有任何郑重的承诺，所以你看过去几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美元对欧元的汇率急剧的波动，所以你要把你的汇率跟美元挂钩，就非常痛苦的。最后最关键的是固定汇率制度给我们货币制度的操作带来不可调和的冲突，为什么中国经济会过热，就是我们无论是投资，最终都是货币制度调整过于松驰，就是信用的膨胀，还有广义货币的膨胀。最近一两年来，通货膨胀由负值到仅仅5%以上，就跟我们的广义的货币膨胀迅速增加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这个货币会增加？很重要一点是和我们的资本流入，FDI，长期资本，还有很多短期资本的流入。所以使我们的基础货币的投放急剧的增加，因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央行没有办法，只能把所有的的东西买进来，外汇储备增加，就推动了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的增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金融体系里面目前以美元的存款，跟人民币的存款比值，从2001年元月以来，达到峰值以后，急剧下降，这个原因在哪儿？是两个原因，第一是人民币的利率跟美元的存款利率之差发生逆转，人民币的利率之高于美元的存款利率，第二就是市场投资者和公众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导致的变化。这点也是非常有趣的，如果大家熟知中国的BOP，过去几年中国在金融界，政策界，金融市场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资本外逃。表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面，在纵标以下是负值，就是资本外逃，如果在上面就变成正值说明是资本的净流率，说到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过去一年多以来，短期资本，由资本外倒，净的流出然后变成净的流进，这些和FDI和长期的预期相辅相成，推进的整个资本的流入，从而带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很大的挑战。怎么办呢？从短期来说央行可以通过外汇市场来操作，来减缓外汇储备增加，储备资产增加和基础货币的增加。大家看过去一段时间来，央行大量的发行央行的票据，目的想回笼人民币，能够减少外汇储备增加对广义货币投放，还有这种信贷增加了一些影响。但这个效果不是十全十美，尽管央行大量的干预，我们基础货币的增加依然非常快，而且这个很难以维持，银行要有很高的利息支付，才能够去买这个银行的票据。
所以我们讲短期的虽然可以做这个，但是难以维持。中长期有什么政策、对策，最主要的就是把目前的汇率向更有灵活性的过渡，更有弹性的制度去过渡。我们中国国内市场比较辽阔，我们经济开放度很高，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还需要一种汇率来作为一个减震器，无论是国企下岗，裁员，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还有贸易的冲击，我们首先要对汇率进行灵活的调整，来抵御这个冲击，同时我们是FDI的大国，中国吸引FDI很多，有了QDI以后，QFI以后，短期资本的进入也会加剧。过去十几年来，应该说过去五十年来，自动有固定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平均的寿命是八个月，八个月以后又搞另外的制度，然后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很多固定汇率被挖掘了，比如说泰国的那个制度。比如99年巴西，2000年阿根廷比索都被瓦解了。
如果我们明确了从目前的固定汇率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那么有哪些对策？第一个是时间，什么时间做比较好呢，我觉得有四点，第一经济增长非常强劲，第二国际收支平衡非常的健康，第三你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第四，国内的公众还有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很高，我想从目前来说，尽管我们有经济过热的一些困扰，尽管我们目前一些市场比较低迷，就像刚才吴晓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但总体来说，按宏观经济基本面，中国经济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中国具备了固定汇率制度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条件。我们对中线，和上线不做硬性的控制，它有足够的空间，但不是任意的，自由的，完全无限制的浮动，是有管理的浮动。为了保证这个过渡非常的平稳，非常的成功，需要有一些配套的政策。第一个政策就是货币政策最重要，货币政策的工具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发文件，而是要以市场为基础的恐惧，比如通过利率，通过公开市场的操作等等。那么利率必须是自由化，而不是政府的管制。没有固定汇率以后，央行必须以通货膨胀作为一个名义苗，最后人民银行应该有更大的独立性，它不应该单纯从一个政府的部门，不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工具，他在制定货币这方面必须要有很大的独立性。
第二点，就加速金融改革，金融监管，健全我们的银行体系。最后我们在境内建立一个境内的外汇的期货市场，给中国的企业、金融机构提供这种抵御风险的风险管理工具，以及通过期权的方式等等一些金融工具来避免汇率过渡的波动对经济的冲击。
结论就是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从宏观经济的特征，尤其是中国跟国际的融合，整合，接轨，中国非常有必要采取一种比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只要各项制度都配合到位，尤其金融改革到位，这种过渡是能够有序平稳的走向成功的。我的讲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